从小我就知道，我们的祖国叫中国，这是父母教的。稍长大以后，老师教我知道了祖国很大、很大，地域辽阔，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0多个兄弟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大地上曾发生过无数英雄故事，也曾涌现出许多圣贤豪杰，留下数不胜数的典籍。大学读书、出洋游学、浪迹五湖、寻访四海期间，我怀着一颗对祖国文化的自信与崇敬之心，参与推动文学、文化、民族、民间文艺事业发展，及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之后，我逐渐走进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深处，不断深化对故乡与祖国、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强化对个人与民族、人类之间联系的理悟，使我更加热爱我的祖国，更为她的辽远悠久、博大丰厚、美丽典雅而自豪，更让我懂得祖国还是祖先传承一贯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之所在。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智慧、情感力量与祖国融合为一体，才能与祖国共同着生命，获得时间上的永恒，空间上的高标。

40多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去天安门广场报道，站在巍巍的城楼下和鲜艳的五星红旗前，回顾我们民族曾经的苦难和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让我泪盈眼眶，心中默念“祖国，此生此世，我要为您争光”。

1998年，我受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前去参加第6届国际萨满学会学术会议，一入场就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诘难。他们质问中国政府迫害萨满乃至宗教。我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正确阐释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并说明我国保护正当的宗教信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声明我国宪法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反对的只是邪教与非法的宗教活动。现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一致推选我出任国际萨满学会副会长，并连任四届。我深知自己在萨满乃至宗教学领域造诣有限，只是由于我的背后有我的祖国，有我们国家解放以来宗教事业取得的重要成就，才使我赢得了国际萨满学界、国际宗教学界的尊重。这使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龙的传人、中国学人，自己在国际文化交流乃至斗争中负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重任。

正因为如此，30多年前，我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拒绝高薪聘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并一次次率团或参团参与国际学术活动，代表祖国掌握学术话语权，维护了国家文化形象及文化尊严。在国内，我亦不计名利，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安全研究，文学、文化组织活动，还一次次无条件服从组织调动，或为民或出仕，或从学或行政，或写作或管理，我的心始终向着祖国，我的身更听从祖国的召唤，祖国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至今，我已走遍2000多个县域的文化山水，编纂近万册、几十种文化类丛书，抢救了数以万计的文化遗产，出版近百部学术专著译著，为积累祖国文化遗产尽心尽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表达我对祖国的热爱、忠诚、责任、担当。也只有在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才有可能实施与完成。

所以，我的一切光荣属于祖国和人民。

往事并不如烟。回想世纪之交中央决定调任我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日常工作之际，已经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生导师，还担任着国内外多个学术组织负责人的我面临一次重大的选择。面对各种唱衰的声音，中国民间文艺最高权威钟敬文、贾芝先生却鼓励我放下一切包袱，全心全意在社会转型时期致力于5000年农耕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我再一次听从了国家和人民的召唤，服从组织的安排，一干就是10余年，而且至今“虽九死犹未悔”。

                             

                               作者：白庚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9月25日）